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阿曼德•尼科利(Armand Nicholi)所开的“弗洛伊德和路易斯:两种相对的世界观”这门课,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。2002年,尼科利教授根据他的讲义写成了《终极之问:C.S.路易斯对辩弗洛伊德》(或《两种上帝》)这本书,副题是“永恒、爱、性、快乐——C.S.路易斯“对辩”弗洛伊德”。出版后洛阳纸贵。

 

为什么这从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对话如此吸引人?不单因为两位大师名声显赫,更因为所讨论的问题触动了人类最深处的神经。优秀如哈佛的学生,还是要追问:人生的意义何在?如何才能快乐?

 

内心的空洞,何以满足?

 

弗氏是心理分析学的发明人,是廿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和“科学的世界观”的旗手。

 

终其一生,他对“宗教的世界观”攻击不遗余力,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种逃避,一种幻想,源于儿童期对一个完美化的父亲的渴望,是我们强烈的想像力和我们强烈的需求的“投射”,只有心智低下的人才会有宗教信仰,人类应该长大了!廿世纪的世俗化受他的影响至巨。

 

路易斯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和文学批评家。他是廿世纪著名的作家,也是最受欢迎用理性护教的基督徒学者。童话故事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重视,主要是受其著作影响。在二次大战时,仅次于邱吉尔首相,他是大英广播公司上最熟悉的声音,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。

 

但路氏从小却是坚决的无神论者。他比弗洛伊德小40岁,青年时期他对弗氏所提出来的质疑也曾作过深度的思考。

 

在牛津教学时,他想起童年以来屡次莫名的体会,那种彷佛进入另一层境界的渴望,他称之为“喜乐”。他隐约体会这种喜乐不同于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绪,它带给人心的抚慰不是因为拥有什么,而是因为渴盼什么。

 

此时,他读到切斯特顿的《永远的人》,终于做出“有神”的结论。他告诉人说:“我独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学院的房间里,夜复一夜,每当心思从工作上移开,我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,那么坚定。最叫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,在1929年的一个晚上,我降服下来,承认上帝的存在,并且跪下来祷告。那时的我,可能是全英国最沮丧、最不情愿的信徒了。”

 

就这样,他成为了一个有神论者,但还不是基督徒。经过好几月摸索,总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。1931年秋天,他有一次与两位同事共进晚餐(其中一位是《魔戒三部曲》的作者托尔金),讨论到神话、幻想以及福音的可信性。饭后,他们散步,继续讨论到清晨三时。这次的谈话对他影响至深,九天后,他接受了基督。

 

这个抉择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,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。

 

路氏认为,人若不认识狼狈不堪,就不能了解圣经。安慰是没有办法追求的。人们若是追寻真理,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安慰。但是如果人们寻找安慰,他们既找不到安慰,也找不到真理。

 

在路氏的体验中,要活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痛苦的。要我们把经年累月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交付出去,就像一种死亡,这绝不会是人们的愿望。

 

弗氏与路氏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很不愉快的回忆。弗氏从临床经验中做出结论,说一般人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双重情结,正反两面的强烈情绪同时存在。

 

路氏则因此说,既然是双重情结,那么希望上帝存在的愿望,岂不是与希望上帝不存在的愿望同样真实吗?有愿望的这个现实,并不能证明被愿望的对像不真。相反,它可能更接近真实。他举例说,我们有食、色的本能欲望,而食物和性正是确实存在的。

 

“如果在我内心有一种欲望,这世界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,我可能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的,并不证明整个宇宙是一个骗局。”路易斯说。

 

弗氏把这种更深的欲望与他幼年时与父亲在林中散步,想要拥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。他描写自己一生都在追寻这种感受,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。

 

早年,当弗氏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,受教著名哲学家弗朗兹·布伦塔诺(Franz Brentano)。他原是天主教神父,为反对教皇无误论而还俗。弗氏非常佩服这位为人正派、富于想像力的老师,而且他有神论的论点,叫弗氏无法反驳,使他几乎承认有神。

 

但他一生总被这个“幼稚”的渴望缠扰。弗氏的女儿说,父亲给好友的信件中充满了这些字眼:“靠着上帝的帮助”,“若上帝许可”,“良善的主”,“交在主的手中”,“科学似乎要求上帝存在”,“上帝的审判”,“我秘密的祷告”。

 

世界观对人影响深远。路氏信主后彻底改变,从一个忧郁、内向、悲观的人,转变成一个开朗、外向的人。他的好友们描述他:“非常有乐趣,有机智,容易相处,体谅人,对别人的福祉比对自己还关心。”

 

相对地,弗氏是个倔强的悲观派,作为一个强调人类尊严的人,他对人性的评价却非常的低。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说:“依我看,不论人们对伦理的看法如何,他们大多数是垃圾。”

 

爱与性的挣扎何解?

 

弗氏被奉为鼓励性开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权威。从无神论的世界观出发,他眼中的人是纯生物性的。他把人类一切形式的“爱”,都看作“性爱”的表现,“情爱”与“毁灭本能”,是人类仅有的两种本能。性爱的冲动,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动力。

 

不仅如此,弗氏还认为“性欲的冲动”包括友情与亲情。他甚至认为人类的“性生活”始于新生儿并逐期发展。这学说,当时连医学界都没法接受。

 

但他无论对自己或教导孩子,却遵照传统道德标准。他认为女人不必在外抛头露脸,夫妇间的性关系是为要繁殖后代,否则,就是不正常的。他在三十多岁,有第六个孩子后,就与妻子停止了性关系。

 

路氏不同意弗氏的爱观,认为它过分简化,他把“爱”分为四类:亲情、友情、情爱和圣爱。

 

有人说:“世上最接近上帝的爱就是母爱。”但路氏并不同意,他把爱的性质分作两类:“施予爱”和“需求爱”。我们常把父母的爱,归类于“施予爱”,而孩子对父母亲的爱,则是“需求爱”。但“需求”与 “被需求”两者,其实相互依存。世上的施予者,不但常“被需要”,也常有操纵、控制被爱者的欲望,甚至连“自我牺牲”都可能是一种控制手段。

 

路氏指出,友情不建立在“需求”的基础上,更富有“灵性”。但朋友圈也容易形成私党,促成圈内人的骄傲和优越感),对圈外人的排斥。这个圈子容易彼此影响,加强共同点,使好的更好,也使坏的更坏。

 

情爱包含性爱,但性爱不是情爱,甚至可以有性而无情。他用英国人的幽默说,一个好色的男人,所要的并不是一个女人,女人不过正好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罢了。

 

尼科利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学的学生时发现,人们对性的追求,常因为缺乏归属感,并要填补内心的空虚。因为他们渴求亲密的关系,性的追求就是他们的挣扎。

 

路氏用罗马的美神维纳斯来代表性爱。他呼吁我们不要对维纳斯太过认真,否则会受到伤害。

 

“维纳斯是一个嘲弄人的精灵,不能算作神祗,她喜欢戏弄我们于股掌之上。”

 

他认为,真正的情爱,其对象不是性,而是被爱者的全人;所赞叹的,是爱的对象,而不是自己的需求。这是亲密性最真挚的表现。上帝的爱是一种完全的投入,他给人类立下了爱的典范,也赋予我们爱的天性。爱侣的危机并非是过分崇拜对方,而是把情爱当作偶像。除非情爱受到上帝的约束,否则,当人们把它当作偶像来敬奉时,它就变成了妖精。

 

路氏与乔伊的恋爱史和短暂的婚姻,是一段非常美丽感人的故事。他曾在《惊喜》书上写到:“在那几年里,我和妻子尽情地相爱——我们经验每一种样式的爱,没有一处心灵或一处身体,没有得到满足的。”所以,她的去世带给他极大的悲痛。或许因为如此,他对情爱和圣爱才有如此深刻的洞见?

 

他洞察到爱不只依靠感觉,更依靠意志。是一种深沉的合一,因着习惯而更为加强。它是从众爱之源的上帝来的。这起初的爱,是种“施予爱”,就是在被爱的对象不值得爱或不可爱时,还能够去爱。人间的爱并非不好,也非次等。但需要引导,使花园特别的,是园丁的修剪,除草和施肥。这就是圣爱的功用。

 

神学家奥古斯丁,曾因一个好友的去逝而悲伤地说,不要把爱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,那都是暂时的。把爱放在他们身上,至终会让我们不快乐。路氏认为这是希腊哲学的立场,不是圣经的教导。

 

“任何的爱都会使我们容易受伤,甚至破碎。只有最硬的心,最冷的心,在棺墓里面,才不会受伤。”

 

“那种想要保护自己,不致于被爱伤害的作法,并不是从上帝来的。所以,想要逃避因爱而带来的伤害,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。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盔甲,去承受伤害,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。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,如果这是上帝所定的路,那就让它破碎吧!”

 

弗氏观察到,在所有人的组织,家庭、公司、机构、教会中,最大的问题,不是如何达到该团体的目的,而是如何处理个人间的敌意和矛盾。尼科利教授指出,终其一生,弗氏对人性的观感非常负面,也常与好友翻脸,总认为别人亏负他,友情亦不能长久。路氏在改变前,也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。但有信仰后,他变得非常随和,容易亲近,而且真心关切别人的需要,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比。

 

如何面对我品格中的缺陷?

 

二次大战前,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弗洛伊德,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,弗氏回答说,“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服于‘理性的专制’之下。”

 

话虽如此,但当他发现,心理分析,并不能使那些“非常有理性的”分析师,更为有道德时,他也感到非常失望。

 

路氏的想法就没那么武断,他发现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、中国、希腊和罗马这些古文明的道德观与我们的极其相似,只是着重点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罢了。当我们说,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比另一个文化要“高明”时,我们承认有一个绝对道德律的存在,并且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系统。

 

道德律若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,它就没有方向感,没有一个主导目的。但它若是普遍的、先验的,它必定有一个目的,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、赋予我们选择的意义。

 

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,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理论。他宣称,孩子在大约五岁时,开始把父母的教导,关于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内化,逐渐和“自我”结合。他把这种内化的父母叫作“超我”,也就是良心,这使人类之所以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物。

 

路易斯则观察到:全人类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奇怪想法,就是他该当怎样为人(至少,别人该当怎样为人)。但他自己又常达不到这种要求。这种内在的诉求不是科学,或者进化论可以解释的,但符合圣经立场。保罗把良心称作“心中的律”(《罗马书》7:23),它是我们内在道德律的颁布者,是催促我们行动的内心警察,也是与“肉体中的律”(罪性)交战的。

 

其实良心并不是一个永久可靠的调温器,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迟钝、麻木,甚至变质,但不会消失。在《人的拆除》一书中,路氏指出,当代的教育所培养的,多是些头脑聪明,但却没有胸膛(品格)的学生。品格虽然受到道德观的指导,但它的薰陶与塑造却需要一种理性以外的动力,而不仅仅是知识。不要以为,只要上些“怎样控制愤怒的情绪”的课,就可以叫人性情温和了。

 

路氏认为,历史中无论哪种文化,一向都对道德律非常敏感。但这种敏感度从廿世纪起显著下降,其中一个因素,就是心理分析学对社会的影响。

 

他认为,弗氏对“压抑”与“禁制”的理论,暗示羞耻感是危险、有害的。这种学说鼓励人采取开放的道德观,告诉人们,那些不合约束的行为与思想(如性开放)都是自然的本性,犯不着有什么羞耻感。以致今天的文化对懦弱、欺骗、妒嫉和不贞节的宽容度,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文化。历史证明,这样的社会将逐渐失去其共同的价值基础,造成价值观的混乱。路氏认为,在这种心态之下,圣经中赎罪和拯救的观念就没什么意义了。

 

今天流行的“这是我应当得的”的心理,很可能与弗氏学说有关。当罪恶感是有害的,当我的欲望都是合理时,所谓忍耐、牺牲、节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了,甚至犯罪也不过是一种疾病。难怪廿世纪以来的人类,如此耽沉于立即满足的习惯中,这是自我中心的社会自然的表现。

 

弗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。有许多证据显示,终其一生,他经常在“临床性沮丧”的症状中挣扎,甚至有好几年需要用古柯硷来帮助他放松。表明他极可能怀疑自我的价值。

 

但是,另一方面,他好像又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。给朋友的信上,曾称自己的正义感,对人的关怀,不占人便宜和不愿让他人受苦的操守,可以与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。他的道德观建立在“人比人”的基础上,当自己比别人做得好时,带来的多半是骄傲、自得。

 

路氏却关注客观道德律的要求,结果他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“震惊”,使得他开始寻求外来的帮助,最后终于离开无神论,接纳了一个灵性的世界观。

 

苦难至极,何以安慰?

 

弗洛伊德虽名满天下,但一生坎坷。三岁时,他最亲的保姆被解雇,幼小的心灵受大创伤。从上小学,到大学,到教职,终其一生,他本人和他的家庭,都深受欧洲排犹气焰的伤害,处处受到同侪排斥。甚至老年逃到英国,还是受到岐视。这带来极大的痛苦,但也坚定了他独立判断的倾向。

 

最后16年,他受尽上颚癌折磨。他最疼爱的女儿和孙子的早逝,更使他痛不欲生。在《战争与死亡的思索》中他写道:“如果你想忍受生活,那就请你为死亡作预备。”

 

弗氏就是一个深深为死亡问题困扰的人,一生活在忧郁症阴影下。他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莫名恐惧,常梦见死亡,而且对之充满迷信。他认为上帝如果存在,并不像慈爱的父亲,照顾善良、无辜的人。有些痛苦则是他人加给的,例如好人往往吃亏,坏人往往得势,这才是最大的痛苦。他的结论是:人生难熬,我们经常活在焦虑的期待中。

 

在1928年《一个宗教经验》一文中,他控诉上帝容许恐怖事件发生,他要上帝对此负责。在另一封信中,他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和反叛:“我对上帝毫无惧怕,如果我与他面对面,我对他的控诉将远比他对我的控诉要多。”

 

他坎坷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,但恰是他的无神论的立场,使他无处投诉。他在《幻想的将来》(1927)中说:“他们必须向自己承认,自己是完全无助的……他们没有求告的对象……在命运的面前,只有无言的无奈。”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受苦中的人们,只能鼓励他们无奈地认命。

 

弗氏是执着的叛逆者。他一生对撒但似乎有特别兴趣。他最常引用的书,是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他在选择安乐死那天,读巴尔札克的《驴皮记》。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学家,因未受重视,缺乏成功,而考虑自杀。两人分别走上与撒但立约,出卖灵魂,换取成功的道路。

 

与弗氏相似,路易斯也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。他九岁丧母,打击至大。将近50年后写自传时,他伤痛犹新:母亲的去世后,“一切的快乐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了”。

 

路氏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,兄弟两人相依为命。后来在学校他碰到一位苛刻无情的老师,他感到无助和拒绝。一战中,他眼睁睁看见被炸烂的躯体,好像被踩扁的甲虫,还在地上蠕动。他目睹亲密战友的死亡,自己也负了伤。在医院养伤时,他非常孤单、沮丧,常常作噩梦,无法安眠。

 

路氏一生最大的痛苦,是在62岁时失去爱妻乔伊。度过一年半快乐的婚姻时光,这打击叫他无法接受。他心中绞痛,失魂落魄,无法与人交谈。

 

他被巨大的空虚感所震慑、瘫痪。他形容说:“好像那条腿一再地被砍断,那第一刀不断地刺进胸膛……那只啄食普罗米修士肝脏的老鹰,每次都下嘴在一块颤抖的新肉上”。

 

他不断地呼喊:“上帝,你在哪里?”他觉得当他最需要上帝时,当他绝望时,那扇门却当着他的面关闭了,而且从里面上了锁。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静。

 

为什么在顺境时上帝这样可及,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见踪影?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,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,也是这样呼喊:“我的神,我的神,为何离弃我?”路氏却直爽地问:“难道这样就会使人更容易明白么?”

 

他体会,此时最大的危险,是对上帝的属性产生怀疑。苦难使他失去写《痛苦的问题》时那种论理的能力。他如今无法想像,一位全能又全爱的上帝,竟能容许无意义的苦难临到他。他后来承认,这疯子般的情绪,妨碍了他接纳任何的安慰。

 

逐渐地,阳光回到他的心灵。虽然上帝并未解答他一切问题,但他感受到,一种亲切在安静地注视他,好像在说:“平安吧,孩子,你还不能了解。”他开始意识到,自己的困难是没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,而是放在自己的苦难上。

 

“为死亡悲痛的过程,是经历爱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”最后他领悟到。

 

对于死亡,他说,耶稣基督为人类的苦难和死亡哀叹、流泪,表明了他对这种灾难的厌恶不亚于我们。他的受死,表明人类历史以外的力量,进入了历史,干预了死亡和邪恶的势力。耶稣经过了死亡,也战胜了死亡的辖制,为人类提供了再生的盼望。

 

因此,路氏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,不但毫无遗憾,而且充满欢愉和期待。他非常同意摩西对有限人生的体会:“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,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到:“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家乡在人生的彼岸,而生命又是一个寻根的过程,我们怎能不盼望它的来到?”

 

受苦的人往往找不到意义,特别在孤独中承受时。一个人如果自傲到以为无人能够安慰时,那种死寂或许才是最致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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